患上尘肺病后，李维志为争取工伤赔偿，历经一次劳动仲裁、两次行政诉讼、两次行政复议，仍然没有等来一个满意的结果。
在中国职业病工伤认定程序中，认定劳动关系、进行职业病诊断、获得工伤认定，环环相扣。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的李维志，因无法在法律上确认劳动关系，被阻挡在第一关口。
更令他感到错愕的是，因举报公司违法，在昆明市五华区卫健局对公司处以21万行政处罚后，他也收到了一张5万元罚单。行政处罚书称，他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一条，在不具备防护条件下接受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今年5月，李维志诉请撤销该处罚，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至今尚待宣判。
近期，他向云南省卫健委反映诉求，提请卫生行政部门推动职业病诊断，再次被以无劳动关系为由拒绝。
从全国范围来看，李维志的个案并非孤例。为解决灵活就业劳动者劳动关系认定难、工伤赔偿难，去年，人社部等九部门推动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尝试突破认定劳动关系为获得工伤赔偿前提的困境。最高人民法院、人社部也相继出台相关文件，针对违法企业转包、发包作业给劳动者导致伤亡的，不存在劳动关系，也可依据有关规定申请工伤认定。
这让李维志看到了希望，他期待试点将尘肺工人也纳入其中，帮助他获得职业伤害赔偿。
李维志工作时的场景。
患上尘肺病
距离昆明市区约130公里，是李维志的老家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自从2023年7月诊断疑似尘肺病之后，他无法再继续务工，回到家中，依靠长期吸氧、服药，延缓病症，维系生命。
此前七年，李维志一直在昆明从事装修，主要承接入户安装人造石英石橱柜台面。人造石英石加工行业尘肺病高发，大量工人因长期吸入加工粉尘罹患尘肺病。这是一种无法逆转不可治愈的疾病，患者最终可能因肺功能逐渐坏死，呼吸衰竭离世。
2023年7月，李维志首次在禄劝县人民医院检出疑似尘肺，后又经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禄劝县忠爱医院临床检查，确诊“磨工尘肺”，医生口头告知其已处于尘肺三期，这一年，他刚33岁。
医院的诊断报告。
确诊当天，仿佛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最终落下，李维志再也无法心存侥幸，确诊的一年前，李维志的身体已出现异样，咳嗽、胸闷气短，四肢无力，短短三个月瘦了二十斤，原本124斤的体重迅速降到100斤以下。
他不是没有感知到风险，2022年，一位工友罹患尘肺病，在换肺手术中意外身亡。但生活压力之下，他顾不上侵入身体的粉尘。早些年，李维志的母亲患卵巢癌去世，欠下二十多万元，李维志初一就辍学外出打工。为了挣钱，他干过保安，当过货车司机，卖过猪饲料，干装修收入可观，行情好的时候能月入一两万元，这些年，他拼命接单，还清了外债，还有了些积蓄，可尘肺病却犹如当头一棒，打碎了他的生活。
2023年下半年，李维志受病痛折磨，住院治疗，家中的顶梁柱倒下，失去主要收入来源，他的手机账单显示，仅2023年10月，医疗费用开支就达21800元。尘肺病的后期治疗与养护，是一笔看不到尽头的支出。
2023年10月李维志的微信支出账单。
困在“劳动关系”证明中
医院医生提醒李维志，可尝试认定职业病，争取工伤赔偿，他才想起那家长期合作的建材公司。
2020年5月起，李维志以计件方式与云南石来商贸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云南石与木建材有限公司）合作。据李维志称，他在该公司微信群中接单，日常工作中近七成订单都来自该公司，一直持续至2023年7月病发。
按照中国职业病工伤赔偿相关规定，尘肺病人要获得工伤赔偿，需先由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再由人社部门认定工伤后获得赔偿。而在职业病诊断中，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李维志遂向用人单位索要劳动关系证明。
李维志回忆，自己没有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未买过社保，公司拒不出具劳动关系证明，多次商讨未果后，2024年9月，李维志向昆明市五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请劳动仲裁，他提交了手里仅有的证据：订单流水、支付记录和聊天记录。
对于一名灵活务工的劳动者而言，这次仲裁未能如愿。
根据裁决书显示，五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认为，李维志无需考勤，无需坐班，时间相对自由，也可承接其他安装工作，和涉事公司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和经济依附关系，无法认定劳动关系。2024年11月，李维志对云南石来商贸有限公司再次发起劳动纠纷诉讼，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同样驳回了诉求。
司法救济失败后，李维志曾尝试绕过“劳动关系认定”，向公司直接索要职业病诊断相关证明材料，包括职业史与粉尘接触史、作业场所危害检测报告等，但均遭到拒绝。
2025年6月，在律师、朋友等人的建议下，一封《检举书》寄送昆明市五华区卫健局。李维志在《检举书》中要求，五华区卫健局应履行职业病防治法法定职责，督促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诊断相关材料。
这份《检举书》还同时举报了云南石来商贸有限公司多项违法行为，包括将职业病风险转嫁给没有防护条件的个人，未对工人进行职业卫生培训，未发放职业防护用品等，李维志要求昆明市五华区卫健局调查处罚，追究相关当事人刑事责任。
李维志介绍，该公司有二十多位长期合作的工人，但公司从未科普过职业病危害，也未组织职业健康体检，甚至连“防尘口罩都是工人自备的”。
2025年10月，五华区卫健局经调查，对云南石来商贸有限公司作出21万元行政处罚，但李维志最需要的那份职业病诊断材料，却迟迟没有回音。
此后，李维志又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五华区卫健局积极履职，责令用人单位提供材料。法院审理认为，依据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李维志与涉事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驳回其诉求，该案后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几番诉讼辗转，李维志又一次卡在了“劳动关系”这道坎。2026年3月6日，李维志尝试向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再次申请职业病诊断，医院同样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将其拒之门外。
意外的罚单
屡次败诉后，李维志曾一度想放弃维权，没想到，一桩新的风波又接踵而至。
今年3月，李维志意外收到了昆明市五华区卫健局出具的处罚决定书，处罚的线索，正是来自此前他递交的那份检举书。
处罚决定书中称，李维志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一条，在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下接受具有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石板台面安装），处以五万元罚款。
昆明市五华区卫健局出具的处罚决定书。
主动举报公司违反职业病防治法，自己却反被罚款，李维志难以接受，今年5月，他将五华区卫健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李维志的代理律师麻侃介绍，五华区卫健局所依据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一条，明文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麻侃认为，五华区卫健局对于该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存在错误，属不当转嫁法律责任，损害劳动者权益，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撤销。
他向南都记者解释，无论是从《职业病防治法》保护劳动者的立法目的，还是根据以往的处罚案例，该条款中的“个人”，多指的是作为经营者的个人，是客观上承担了组织劳动并从中受益的包工头、作业召集人、施工小组长，个体承包商，并不包括像李维志这样单纯出卖劳动力的普通务工者。
麻侃称，类似针对普通劳动者的行政处罚案例，全国未有先例，“若所有像李维志这样的人，如要举报公司违法，自己也要被处罚，以后尘肺病患者都不敢去投诉，将直接阻断社会监督渠道，遏制劳动者维权意愿。”
2026年5月25日，李维志诉五华区卫健局一案在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开庭一审，截至目前，案件尚未宣判，李维志还在等待判决结果，“我至今没有缴纳罚款，也无力再缴纳罚款。”李维志说。
李维志的家人们在野外采菌。
绕不过去的制度
陷入漫长诉讼的李维志，事后坦言，他不熟悉法律，未预料认定劳动关系对后续的赔偿如此重要，至今仍对仓促地提起劳动仲裁感到懊悔。
更糟糕的是，在与公司劳动关系纠纷诉讼一审败诉后，因错过法定上诉期限，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那位已更换的代理律师，还曾退还了李维志一半诉讼代理费6000元。在朋友刘建伟看来，这份生效判决，几乎封死了李维志确认劳动关系的可能。
多位受访者曾向记者指出，《职业病防治法》第二条第二款：“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司法实践中，不少裁判者将该条款解读为职业病诊断需要以劳动关系的认定为前提，即劳动者需先证明劳动关系，才能拿到职业病诊断书，继而才能申请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铁流长期关注职业病法律问题，代理过多起诉讼案件，他告诉记者，目前司法实务中，对于职业病诊断是否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存在适用争议，不同的司法机关或者职业病诊断机构，会出现不同的判断，但因整体法律设计中缺乏明确的针对个体劳动者的相关规定，也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指导法律适用，因此鲜少有人敢于突破惯例。“这就导致大量如李维志这样的劳动者，一旦难以认定劳动关系，后续职业病诊断、工伤赔偿就陷入停滞，也难以追究用工单位责任。”
一位不愿具名的职业病防治临床医生介绍，对于尘肺病患者而言，由劳动者认定劳动关系，进行职业病诊断，再获得工伤赔偿，原本是一套严密的制度体系，但随着灵活用工群体越来越多，企业层层外包、转包，劳动关系越来越复杂，劳动者不仅难以认定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也往往为逃避责任，对提供职业病诊断材料拒不配合，甚至不惜造假。
她强调，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1版《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曾尝试为这一困境提供解决方案，其中明确规定有劳动争议的，卫生行政部门应介入调查职业暴露情况，保障劳动者权益，但仍有大量个体劳动者陷入困境：劳动关系认定难，职业病诊断难，工伤赔偿难。
在她看来，原本的制度设计，是法院认定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提供诊断材料，医院出具职业诊断书，卫生行政部门介入监督调查，人社部门审查认定劳动关系，是否予以工伤赔偿，各个部门各负其责。“但劳动者举证责任艰巨，一些原本应承担行政责任的部门，却以需先认定劳动关系为由，将责任推给劳动者，导致劳动者难以获得赔偿。”
被排除在劳动保障之外
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大约600万名尘肺病患者，大量和李维志处境相似的人，陷入“无合同，无社保，无诊断，无赔偿”中，被排除在劳动保障之外。
管铁流曾介绍过一起案例，一位在煤矿工作的工友离开岗位十余年，发现尘肺病症状后寻求职业病诊断，诊断需要劳动关系证明，但经劳动关系仲裁，一审、二审都未获得支持。2015年病情加重，他再次寻找律师帮助，官司打了好几年，直到2023年8月终于拿到职业病诊断时，已经抱憾去世，留下患有精神障碍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家属最终也仅拿到一半工亡赔偿。
“尘肺病几乎完全是由职业性接触所致，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必须证明劳动关系才能获得工伤认定，就会导致大量的现实障碍。”他提及，尤其像尘肺病这种潜伏期长的职业病，有大量劳动者发现身体出现异常，寻求确认劳动关系时，远超一年仲裁时效。而仲裁机构、法院则普遍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支持确认劳动关系，直接导致劳动者无法获得职业病诊断机会。
管铁流称，现有的制度设计与职业病发病特征相悖，也与《职业病防治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相左，亟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或是全国人大修法的方式，回应时代需求，对个体劳动者的权益予以充分保障。
中国《职业病防治法》于2001年出台，历经四次修订，现行《职业病防治法》为2018年12月29日起施行。过去多年来，不断有人呼吁，修订《职业病防治法》，重点解决工人“无合同、无社保、无工伤保险、无职业史证明”的劳动保障困境。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在职业病诊断过程中，不要求患者提供与特定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证明，降低劳动者自证难度，简化职业病诊断鉴定流程，同时建立尘肺病患者救助保障中央专项基金。
今年6月，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5》中也呼吁，对已患病或疑似患病的尘肺工人，针对灵活就业、个体经营、小作坊就业等情形，探索使用工资记录、转账记录、工友证明、工作照片、作业视频、订单记录等替代性证据，降低职业病认定和工伤保障门槛。
前述不愿具名的职业病防治医生介绍，在职业病诊断中，部分医疗机构已在尽力弱化劳动关系的硬性约束，减少劳动者举证责任。以其所在的省份为例，近年遇到有劳动关系争议的劳动者，医疗机构会先函请卫生行政部门介入调查，收集相关职业病诊断材料，不乏因行政部门介入后，不仅责令用人单位提供了职业病诊断材料，也同时获得了劳动关系认定的重要证据，帮助劳动者获得工伤赔偿的成功案例。
她也坦承，劳动关系依然是绕不过去的现实关卡。职业病诊断中必须明确对应的用人单位，才能衔接工伤认定，划分赔偿责任。这位医生强调，只有确定了劳动关系，人社部门才能判断谁是责任人，由谁来赔偿，“否则就算出具了职业病诊断书，但没有弄清楚劳动关系，人社部门不认定工伤，出具诊断书也没有意义。”
未知的答案
李维志仍在寻求可能的救济途径。
近期，李维志向云南省卫健委反映，希望推动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进行职业病诊断，云南省卫健委书面回复称，职业病构成以“存在劳动关系”为核心前提。此后，李维志又向云南省人民政府反映情况，据介绍，8月4日，云南省卫健委致电李维志，表示无权指定相关医疗机构出具职业病诊断书。
云南省卫健委信访回复单。
他还没有放弃，他和朋友刘建伟研究过国家相关政策。2025年11月，人社部发布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其中第十条明确，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将业务发包、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即使不存在劳动关系，也可依据有关规定申请认定工伤。
2024年底，“两高一部”关于推进社保领域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化解的座谈会纪要，同样强调了上述原则。
这恰好符合李维志当前的情况。
2025年，人社部等九部门还曾印发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对即时配送、出行、同城货运等行业开展试点，绕过灵活就业人员劳动关系难以认定的难题。至2026年，该试点将覆盖全国，至2027年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这让李维志有了继续前进的勇气。
罹患尘肺病三年，李维志耗尽了12万积蓄，因肺部缺氧身体乏力，丧失了劳动能力，家中三个孩子，最大的年仅13岁。妻子为了撑起小家，在附近镇上打零工，月收入两三千元。年过六旬的父亲去城里当保安补贴家用。当地政府为全家办理了低保，每个人一个月不足六百元，而李维志每月仅药费就要八九百元。
与普通的尘肺病患者相比，人造石英石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高达90%以上，是天然石材的数倍，病程凶险，一些重病患者甚至还未来得及走完流程获赔，即已离世。
李维志告诉记者，事到如今，他只想尽力走完所有可能的救济途径，“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采访中，孩子的笑声、吵闹声偶尔传来，这场旷日持久的索赔，至今仍在等待一个答案。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蒋小天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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